中國清代文言小說發展狀況（修改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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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清代文言小說發展狀況（修改版）
       中國的文言小說，發展到唐傳奇達到了一個高峰。此后，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里，雖間有創作，但大多無甚可觀，不久便湮滅無聞。直到明初，錢塘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問世，又在文言小說的領域中掀起了小小的波瀾。魯迅說："《剪燈新話》,文題意境，并撫唐人，而文筆殊冗弱不相副，然以粉飾閨情，拈掇艷語，故特為時流所喜，仿效者紛起，至于禁止，其風始衰?！钡搅嗣髂?，傳奇風前又彌漫天下，直到清代近三百年間，文言小說數量之多，是歷代所不及的。據袁行需、侯忠義編的《中國文言小說書目》記載，現存者就有五百四十八種之多(實際上，該書尚有遺漏，加上失傳的，總數遠在六百種以上)。但是，在這個龐大的數字中，除了《聊齋志異》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外，真正經得起歷史的檢驗、得到讀者承認的佳作卻寥寥無幾。因此，可以說，清代對文言小說來說，是一個“廣種薄收”的時代。清代文言小說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三段：
        一、清初階段：從清王朝建立至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出現之前。這時的文言小說大抵繼承明末遺風，志人志怪，真偽雜處，附庸風雅，無病呻吟，實際上，多數作品是一鍋大雜燴，有些簡直與小說不相干。這一時期的作品，較為可取的有張潮輯的《虞初新志》。此書成于康熙年間，其目的是“表彰鐵事，傳布奇文",實際上是一種傳記文學的選本，共收入清初著名作家魏禧，周亮工、吳偉業、方苞、王士禎等數十人的作品一百五十篇。輯者自視甚高，在《自敘》中說：該書入選作品“其事多近代也，其文多時賢也。事奇而核，文雋而工，寫照傳神，仿摹畢肖，誠所謂"古有而今不必無，古無而今不必不有,且為理之所無，竟為事之所有者，讀之令人無端而  喜，無端而愕，無端而欲歌欲泣，誠得其真，而非僅得其似也。夫豈強笑不歡、強哭不戚，訂補綴之種官小說可同日語哉?！睂嶋H上該書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參差不一，體例也雜，真人真事與神怪靈異烈狐義犬錯雜并出并非如輯者所說的那么高明。
       比蒲松齡略早一些的王士禎，居官之余，也頗熱衷于此道，先后寫有《池北偶談》、《居易錄》、《皇華紀聞》、《香祖筆記》等書。其中《池北偶談》二十六卷，分“談故”、“談獻”、“談藝”、“談異”四類，如其序中所說書中從  “論文章流別、晰經史疑義至于國家之典故、歷代之沿革、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”及“神仙鬼怪之事”、“游藝之末”,可說是無所不包了?！断阕婀P記》也是“或辨駁議論得失，或闡發名物源原流，或直書時事，或旁及怪異”,內容甚為龐雜。雖然其中也不乏佳作，但總的來說，文筆比較枯燥，比起他的詩作來，大為遜色。
       二、清中期：從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問世到紀的的《閱微草堂筆記 》刊行，約百年時間。這是《聊齋志異》風靡文壇的“聊齋熱”階段?！读凝S志異》問世后，“風行海內，幾于家弦戶誦”,被公認為“說部珍品”。文人們在推崇之余紛紛起而效仿，但大多為東施效顰之作，無甚可觀。其中，袁枚的《新齊諧》(原名《子不語》),若有可觀。作者認為孔子所“不語”的“怪力亂神”可以與孔子所提倡的“文行忠信”并行不悖，于是“乃廣采游心駭耳之事，妄言妄聽”,“戲編”成此書，自稱“非有所惑”,不過“亦適野之一樂也?！睍杏行┢略谥\篇布局、遣詞用意方面有其獨到之處，但作者以文人而才，創作態度又不夠嚴肅，雖不必如前人那樣譏之為“淺率庸妄”,但到底缺乏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。有人以為此書可與聊齋志異、閱微草堂筆記鼎足而三，平分清代文言小說之秋色，實乃頌揚太過。
       此外，這一階段還有一些所謂純效仿“《聊齋》筆法”的作品，如沈起鳳的《諧鐸》、和邦額的《夜譚隨錄》、長白浩歌子的《螢窗異草》、管世的《影談》馮起鳳的《昔柳摭談》等作，時代或有先后，但大多無病呻吟，只學得《聊齋》的皮毛，因此都沒有什么影響，甚者還為世人所詬病。
      三、從紀昀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問世以后可作為第三期：”紀昀摘《聊齋》一書而兼二體，所未解也”,認為《聊齋》是“才子之筆，非著書者之筆  也”,他自己寫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時便反其道而行之，以寫史的眼光和筆法來搜奇志異，并且以“不乖于風教”為宗旨，許多地方不惜大發議論，以補形象之不足。由于他的官大，又是《四庫全書》的總編，所以，推崇和效法者也很多，成為當時一大流派，如魯迅所說：“其影響所及，則使文人擬作，雖尚有《聊齋》遺風，而摹繪之筆頓減，終乃類于宋明人談異之書”這一時期的文言小說，大抵不外學《聊齋》與學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兩大類，也有兼學者而略有側重看。學《聊齋》的有鄒弢的《澆愁集》、黍余裔孫(屠紳)的《六合內外瑣言》(又名《雜記》)、王韜的《窟瀾言》、《淞隱漫錄》、《淋濱瑣話》、宣鼎的《夜雨秋燈錄》等，往往效法《聊齋》,描繪細膩，語言工巧，但內容方面，重點已從鬼怪而移到社會中的煙花粉黛之事了。學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的有許秋的《聞見異辭》、湯用中的《翼稗編》俞鴻漸的《印雪軒隨筆》、俞樾的《右臺仙館筆記》、《耳郵》等書，多記載所見所聞的奇聞異事，帶有消閑性質，但又著意于“勸善懲惡”,加上這些人大多是為官之余的信筆書寫，無心也無暇精雕細刻，所以往往比較粗疏，不耐咀嚼。其中有些人文才不足而又說教心切，所寫的東西已毫無小說味道。如金捧的《客窗偶筆》、梁恭辰的《池上草堂筆記》、許奉恩的《里乘》等書，正如魯迅所說：“亦記異事，貌如志怪者流，而盛陳禍福，專主勸懲，已不足以稱小說”。
        清末林紓(琴南)用文言翻譯外國小說，是清代文言小說發展的一個特異現象，它曾給文言小說帶來了短暫的繁榮。但隨著五四運動的興起，文言小說也連同文言文一起，走完子它的最后一段路程，最終成了歷史的遺跡。